北京時間12月26日午間消息，據外媒報道，每年圣誕節期間，谷歌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都會給慈善機構送去一份大禮。

2015年，佩奇的基金會——the 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在圣誕期間捐出9400萬美元。次年大約相同時間，該基金會再次捐出1.29億美元。到2017年，佩奇的基金會出手更闊卓，向慈善機構一下子捐出1.8億美元，幾乎是兩年前捐出金額的兩倍。

表面上，這些豪禮似乎把佩奇塑造成美國最慷慨的慈善家。然而，深挖下去，我們可以從稅務記錄中發現一個問題：佩奇基金會捐出的這4億美元，幾乎無一分一毫直接給到慈善機構。以及，對許多捐贈者而言，這些禮物并非是為了慶祝節日;更多的是年終歲末，這些捐贈者蠢蠢欲動想法設法規避一些旨在讓慈善基金會對社會負責的規則。

佩奇每年的“慷慨解囊”不過是假借慈善之名的計策。法律要求私人基金會每年至少捐出5%的基金會資產，以確保這些納稅人買單的慈善機構確實參與了慈善事業。

但最近幾年，佩奇的基金會總在最后關頭，通過向佩奇亦擁有一定控制權的各個慈善賬戶(即捐贈人指導性基金，DAF)撥款捐贈，來達到規定的最低捐贈門檻。這些捐贈本質上，也可算作是基金會的捐，從而幫助基金會達到最低的5%捐贈標準，哪怕這筆錢可以無限期地存在這些DAF賬戶內，且無需施與給確實有需要的非營利組織。

The 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需要向DAF捐出大筆資金，因為其并未真正向傳統基金會捐出多少錢。例如，2017年(有可用稅務記錄的最新一年)，基金會向美國癌癥協會捐款僅1000美元，向New Venture Fund(支持左派事業的組織)捐款10萬美元，又拿出80萬美元為奧克蘭的學生提供免費流感疫苗。然而，這三筆捐贈的金額加起來，顯然達不到5%的最低要求，因為該基金會的資產高達30億美元。

因此，在2017年12月，在支付巨額稅款的最后期限之前，佩奇的基金會向國家慈善信托基金捐款1億美元，又向嘉信慈善基金捐贈8000萬美元，這兩個機構均為客戶管理DAF。雖然，美其名曰“指導”，但佩奇實際上對這筆錢不再有控制權。不過，障礙已經清除。佩奇基金會當年捐贈款項的99.5%都進了DAF賬戶，而非真正的慈善機構賬戶。

凈值650億美元的佩奇或許只是因為出于隱私緣故，不希望披露個人捐款細節，才出此策略。或許，他確實每年通過DAF默默地給慈善機構捐贈了數億美元。但由于沒有披露要求，我們無法得知佩奇的DAF賬戶的捐款細節;以及即便這些賬戶沒有把資金都捐出去，佩奇也不大可能拿回這筆錢。

過去15年來，拉里·佩奇透露，自己一共向該基金會捐出20多億美元，大部分來自佩奇持有的谷歌和Alphabet股份。但總的來說，該基金會的96%的“過往捐款”都給了DAF，而不是非營利機構。

拉里·佩奇的家族理財室與基金會尚未回復本報道的再三評論請求。

讓事情更加迷霧重重的是，這個以拉里·佩奇已故父親命名的基金會——The Carl Victor Page Memorial Foundation——沒有網站，也沒有公開披露的員工。基金會的唯一工作就是發布年度納稅申報表。

佩奇曾在2015年透露過自己對慈善事業的真實看法。當時，佩奇尚未簽署《捐贈誓言》，他承認，比起把財富捐贈給慈善機構，他相信把資產留給伊隆·馬斯克更能造福全人類。

談到自己的個人財富時，佩奇說：“如果哪一天我死了，我會把錢都留給伊隆·馬斯克。”

佩奇捐贈給自己基金會的20億美元捐款資助的事業五花八門，從應對埃博拉疫情到克林頓基金會等等。所以，專家們始終弄不明白，如果他并不打算捐出這么多錢的話，那么當時佩奇又為何要設立這樣一個基金會，成立一個DAF不是更好嗎?雖然2000年代初DAF并不似今日這么普遍。

盡管佩奇的基金會每年仍會將數億美元資金轉入DAF賬戶，但佩奇仍舊源源不斷地再給他的基金會補充新的資金。例如，2016年，他給基金會注資4.5億美元，這或許暗示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計劃。如今，佩奇已正式退出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運營職位，希望仍未到中年的佩奇(46歲)日后能對慈善事業真正上心起來。(木爾)